上海牌陀飛輪表,每一只都要經過嚴格的出場檢驗。
楊浦區(qū)榆林路200號，上海表業(yè)有限公司營銷部一節(jié)柜臺前，一位中年“表友”拿起一塊老上海手表，湊上前仔細端詳起表盤，柜臺后的老師傅篤悠悠地說：“打開表殼看，機心還是新的，都走了幾十年了，一點也沒見損壞。”
安靜的表盤上，依然轉動的時針，頑固地走了一圈又一圈，獨自述說曾經的光輝歲月。而在這鋪面的對過，一座運轉了半個多世紀的老廠，也正努力在新路上穩(wěn)步前行。
上海手表，凝聚了民族輕工業(yè)的縮影。
脫困:生存還是毀滅
生存還是毀滅，擺在上海手表廠面前的，是一個關乎命運前途的大問題。
這并非危言聳聽。
時光的指針撥回到上世紀的最后一年，那時候，“41歲”的上海手表廠正值壯年，卻仿若提前步入衰年，曾是“民族輕工業(yè)的驕傲”的企業(yè)，正一點點變得暗淡無光。“真正面臨著內外交困。”坐在簡陋的會客室里，上海表業(yè)有限公司總經理倪海明感慨地回憶。
1955年9月，上海幾十家鐘表企業(yè)的58位制鐘和修理鐘表的技師，成功試制出第一批長三針的17鉆細馬手表，從此結束了中國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歷史。時隔三年之后，剛剛掛牌的上海手表廠推出了第一款A581型上海牌手表，當年的報紙描寫手表上市時的盛況說，上海第三百貨商店顧客盈門，試銷的100只手表半晌就被搶購一空，還有一千多位顧客登記預約，“各地寄來詢問的信件堆得像小山一樣。”統計顯示，從1955年成立到1994年，上海手表廠共賣出1.2億只手表，上繳國家利稅超過52億元，最鼎盛的那幾年，每四個戴手表的中國人就有一個戴上海牌。直至今天，很多上海“老克勒”還喜歡那款寓意“1958年第一款”的A581型上海手表，不過，相比于昔日一表難求的輝煌時期，現在，這種手表更多地指向了懷舊的意味。
而到了1999年的上海手表廠，卻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芒。像全國其他37家手表廠一樣，企業(yè)沉睡在過去統購統銷模式下，生產能力不加節(jié)制地“膨脹”，市場的胃口卻早被撐得“消化不良”，加上90年代國門打開后，日本的石英表長驅而入，國產機械手表一夜之間全線潰退。那時的國內手表廠，庫存積壓嚴重，市場惡性競爭，大家都用低于成本的價格拋售存貨，120元一只全鋼手表，賤賣到十幾塊還沒人要。
這一年，上海手表廠宣布破產，隨后進行股份制改造，時任副廠長的倪海明臨危受命，就任改制后的上海表業(yè)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。“當時面臨的情況是，賬面現金流為零，一堆銀行債務，幾乎是資不抵債，還有6800名在職和退休職工，眼巴巴等著領工資、報醫(yī)藥費。”倪海明回憶說，當時一個月光醫(yī)藥費就要140多萬元。
怎么辦？軍人出身的倪海明憋著一口氣，“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闖一條新路。”倪海明深知，幾十年工藝積累的上海手表廠，最大的資本就是技術優(yōu)勢，他拿著輕工業(yè)局支援的幫困資金，把有效的人員、設備組合起來，三個月內拉起了一支新隊伍。彼時，全國38家手表廠都在生產同一種機心，產品同質化嚴重，走時準確的石英表一來，國內市場被沖擊得七零八落。倪海明當即決定，集中力量研發(fā)多功能機心，直接跳開國內市場，向國際市場進發(fā)。
這一次，倪海明“押對了寶”。工藝復雜的多功能機心大獲全勝，3萬只機心給上海表業(yè)帶來將近300萬元收入，第二年的利潤又一下子飆到1000萬元。“國內機心一只賣20元，我們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后，一只定價115元，而其中成本也僅30多塊錢。”
“曲線救國”的上海表業(yè)，迎來了新世紀的曙光。
轉型:“代工”邁開快步走
倪海明領航的上海表業(yè)，每年保持1000萬元的盈利。這樣“不溫不火”的效益，也許并不值得恭維，但在倪海明的理念里，他需要先讓企業(yè)“活下來”，再等待一個新的世代的到來。
自然，并非所有人都對這種發(fā)展模式叫好。在上海表業(yè)的盈利構成中，出口機心創(chuàng)造了八成以上的利潤，而“上海”牌成表僅占全部產值的5%-10%，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，很多人以為上海牌手表已經消亡，這讓那些對“上海”牌懷有深厚情感的人難以接受。
倪海明這樣解讀上海表業(yè)的“代工模式”：“手表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有兩種形式，一種是做機心，一種是做成表。但無論做什么，最終的競爭力都靠品牌。”他說，內外交困的崢嶸歲月里，上海表業(yè)靠出口機心突破重圍，相當于一條長腿先邁了大步。當時一個最現實的因素是，董事會要求企業(yè)當年就產生利潤，“而且必須是現金。”相比于成表10-14個月的資金回收期，機心的周轉期一般只需3個月，而且40%-50%的利潤率遠高于成表，盯著機心出口的代工模式，成為歷史條件下的市場選擇。
“不過，代工并不意味給別人做嫁衣。”倪海明正色說，上海表業(yè)研發(fā)的機心走時精準，有些高端機心不亞于瑞士名表，“上海”品牌在歐美二線制表企業(yè)中已很響亮。
回歸:等待一個新的世紀
讓倪海明信心倍增的，是上海牌陀飛輪機心。這種擺脫地心引力的鐘表調速裝置，代表了機械表制造工藝中的最高水準，此前一直被歐洲鐘表師傅所獨掌。2005年底，為了慶祝上海手表問世50周年，上海表業(yè)在人民廣場舉辦了一次大型活動，推出50只標價十萬元的陀飛輪紀念金表，一開始大家心里都打鼓，這么貴的表賣得掉么？沒想到，很快就被預定掉十幾只，三個月內50只表全部賣光，“當時膽子太小，沒敢多做幾只。”
實際上，做機心風生水起的上海表業(yè)，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對成表市場的追求。“上海牌手表的品牌價值和情感積淀，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資源。”倪海明被人問得最多問題之一，是怎么用好“上海牌手表”這個金字招牌，而在他的內心，回歸成表這條路早已經醞釀多時。“這幾年機械手表的價值出現回潮，這對坐擁品牌資源和核心技術的上海表業(yè)來說，是一個利好消息。”倪海明向記者透露，按照他的規(guī)劃思路，未來幾年內，上海牌手表的產量將逐步增加，“成表的比重今年要突破15%，明年做到20%，三五年后回升到五五開。”不過上海表業(yè)一位員工也透露，當年為了讓上海表業(yè)輕裝上陣，處理庫存、退休職工醫(yī)保等留守事宜都交給了另外成立的新世紀表業(yè)公司，而“上海”手表的品牌所有權也留在了新世紀所在的摩士達，現在，董事會對成表投入還比較謹慎，擔心萬一哪天品牌授權被收回。
倪海明語氣平穩(wěn)地說，上海表業(yè)現在不急于冒進，他看好國內的中高端手表市場，也對自己的技術和品牌很有信心，他在期待一個好的時機下的戰(zhàn)略合作者，“首先要有充足的資金投入，然后有現成的銷售網絡，再結合上海表業(yè)的機心設計優(yōu)勢，上海表業(yè)將會迎來一個新的世紀。”
目標:國產品牌也有高檔表
“神舟七號”載人飛船升空后，航天員翟志剛首次出艙時所戴的航天表，其機心就來自上海表業(yè)。“這種航天表對機心的要求非常嚴苛，要在-80℃到100℃范圍內正常運轉，而一般的機心在-40℃就停表了。”倪海明說，當時上海表業(yè)研制了幾百個航天機心，嚴格控制了機油、材料的熱脹冷縮系數，使之完全不影響計時的精度，上海機心也成為繼歐米茄、伯爵之后，全球第三只裝配航天表的機心。
倪海明津津樂道的還有，上海牌陀飛輪機心的精度高、離散性小，修正范圍僅在正負15秒之間，至少在短期精度指標上，已與瑞士名表相差無幾。很多人曾非常惋惜，上海機心這么好的品質，只賣到瑞士表的十分之一，實在是太吃虧了。倪海明卻有自己的正面解讀，他不急于一口吃成胖子，相反，他篤定地認為，“國產手表的生存空間，正是瑞士表創(chuàng)造的價格余地。”
朝著瑞士手表留下的“十分之九”價格空間，上海表業(yè)打出了“時尚化”、“保值化“的牌。倪海明和中國金幣總公司合作，推出了一款3克純金浮雕表盤、1/20盎司熊貓金幣作表殼的紀念金表，標價7000元10000元，去年賣了3500只，今年預計還能賣出3000只。這款紀念表的熱賣，讓倪海明堅持讓上海手表進入首飾行業(yè)，他知道，卡地亞、萬寶龍等國際品牌，都是橫跨珠寶首飾業(yè)，手表早已不單純是一種計時工具，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銷售網絡的癥結，一度讓上海表業(yè)困窘。盡管南京路上的亨得利專柜中，常有港臺的客戶慕名而來，但倪海明也坦承，上海表業(yè)的成表銷量主要集中在上海，而上海至今還沒有一家專賣店，“今年要開出一家專賣店，最理想的是今后再開5-6家。”他還謀劃在北京、上海、重慶三地布局，通過與大的商業(yè)渠道合作，形成三點輻射的區(qū)域性銷售網絡。最近，倪海明又組織一幫新進大學生，籌建自己的網上銷售平臺，還與東方網的電子商務平臺嫁接，把銷售的觸角主動伸到網上。
過去，陀飛輪總與高級手表的概念綁在一起，而這個領域通常是歐米茄、寶璣等瑞士名表的天下?，F如今，上海表業(yè)的產品線中也推出了標價30萬的軌道雙陀飛輪表，“這種技術放眼全球也處在領先水平。”倪海明說，他要打造一個有含金量的高檔品牌，讓消費者逐漸樹立一個觀念，那就是：上海手表也有高檔表。
不過，盡管總有人熱心地鼓動，倪海明還是清醒地認識到，上海手表離國際品牌還有長長的路要走。“絕不是五年、十年的時間，而是要靠一代人的努力。”
倪海明又一次說道：“我依然在等待一個時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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